2
有读者留言中说“你现在在节目里‘我’多了一点”。是，他们看得很清楚，这需要警惕，有需要克制之处，但这种情况也出乎我的意料。
采访药家鑫案时，张妙母亲在房间里痛哭，她父亲跟我们说着话，我觉得没办法在这样的哭声里采访下去，问他“你不去劝劝吗?”
他说“没有用”，脸上都是早被日日夜夜锤打扁了的无奈。
我坐一会儿，坐不住了，回头对摄像说“我去看看。”
我进屋抚摸着张妙母亲的胳膊，她已经有些精神恍惚，只是哭喊，没办法说话。张妙两岁的孩子过来，把他的塑料玩具递给我，说“给你，摩托”，我摸他脸，说“大宝贝，不是摩托，是奥特曼。”
我事后想，我为什么会去那个房间，为什么会这么说话，为什么会做这个动作，这是一种非新闻记者式的语态和动作，我的性格在日常生活里也不是一个很外露的人。为什么会这样，我不知道。
与药家鑫父亲交谈，他说到后来临刑前最后一面，药家鑫说要捐出眼角膜，他拒绝了，说“把你的罪恶全都带走，不要将来出了事别人再来怪我。”
我低着头，用笔敲着手：“你这么说他会难受的。”
为什么这样?我也不知道。
采访完晚上写工作笔记，以往在采访中都随时控制内容和节奏，但这次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对张妙的家人有这样的感觉，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对施害者的“难受”有这样的感觉——最近采访感觉陌生的我，好像摆脱了律令，在自发地做出反应，在新闻调查时，我采访过比这酷烈得多的事件，但为什么我现在心里的动静反而这么大?
我不知道。
“这种采访像在竹楂尖子上走”，我在笔记里写道，“我把自己的心也放在这个密密的芒刺上。”
|
